《圣经》捧在手上，神学家对《圣经》的态度是怎样的？可以说是虔诚。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效力问题，是将该行为作为有效的行为而通用的力，而不是作为合法行为通用的力。在我国，并不存在这种行政程序法对和解合同的授权，只是在2014年《行政诉讼法》第60条中有限地承认了诉讼调解。
[34] 参见[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1页。如此，法律优位只是相对于行政的优位，法律必须符合宪法，宪法相对于法律和行政均具有优位性。行政行为的效力不是出自于法律，而是其效果意思，不论其是否合法均为有效。在法院的调解下，行政机关也只能本着合法原则与原告进行协商，在裁量权的范围内就一定事项达成妥协，缔结调解书。[14]法律优位背后隐藏的价值便是民主原则。
但是，还存在两种情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31]联席会议制度在很多领域中都有涉及。
造成这一研究现状和现实问题的原因，大体是由于社会保障政策的很多实体制度设计目标仍然未实现，程序问题很容易被遮蔽于实体目标之后。这使得原本的低保申请、审核程序可能只是一种摆设。例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可以把包含当事人参与的程序称为外部行政程序，而把没有当事人参与的程序称为内部行政程序。
[33]此后，非正式程序日渐受到重视，如协商、非正式听证等程序。既要资格，也要适度调整。
但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法律性质和职能在立法上并不十分明确。为确保多元化社会保障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切实可行的政策执行程序，而良好的程序设计至少包涵内部程序、非正式程序、简易程序、退出程序等内容。从法律位阶来看，这些规范并非对外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却形成了一种制度架构，甚至可以直接决定相对人是否可以享受低保金。[10]See also Laurence J. O'Toole, Jr.，Research 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Assessment and Prospects，10(2).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0).pp.263-288.作者对政策执行的不同模式进行了回溯。
程序法理 引言 在传统的政策科学领域，政策制定是核心议题，而政策执行则交由行政官员。[24]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8】10号)。尤其是针对社会保障对象，社会保障政策通常会设定一定的资格或者准入门槛，以此作为程序启动的要件。(三)社会保障政策执行程序内容及其功能的多元化 我国当下的贫困人口数量依然规模较大，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较深，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
具体的程序内容则需要根据社会保障政策执行的特性而决定。例如，美国法上的马修斯诉埃尔德里奇案(Matthews v Eldridge)，法院在其中提炼出灵活的正当程序(Flexible Due Process)观念，认为同某些法律规则不同，正当程序并不是具有固定内涵的技术概念。
例如，民主评议等程序本身就是非正式的程序。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24]中要求着力推进脱贫攻坚、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灾害事故救援、公共文化体育等领域政府信息公开。
[20] 这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程序所产生的现实情景是，社会保障政策执行中的申请环节将面临着各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内部报批等程序。由此可见，实际上经办机构承担了大量执行任务。政策执行是指政策执行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运用各种政治资源，将政策观念的内容转化为实际效果，从而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的活动过程。[8]关于如何测量需求等存在诸多争论。在定性研究中，需求是社会政策制定的起点。对于紧急特定事项下的救助类项目，如大病救助、紧急救助等，可适用简易程序。
因此，正确的信息和防止信息阻滞对公共组织的运作而言非常重要。此外，即使对于普通的社会保障项目申请者来说，在社保金的申请、跨省社保转移、社保卡补办等内容上，也可进一步考虑程序的简化。
据此，社会政策领域属于典型的社会公益领域，哪些主体、事项需要公开，都是未来值得探究的问题。自下而上模型则将基层的公共服务提供者视作政策执行的核心人物。
国务院民政、卫生计生、教育、住房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相应的社会救助管理工作。最后，程序的内容和功能是什么？由于受益群体的数量庞大，程序的内容、功能也是多样化的。
农村低保民主评议小组会议，每次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年度核查时80%以上)的小组成员参加会议方为有效，评议结果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参会人员同意方为有效。一方面是出自上述第二点，即资格要件的一种后续监督要求，另一方面是则出于整体社会保障资源公平分配之要求。作者分析了社会保障行政对程序的诉求原因，如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特殊性等四点因素。1.上位法规范的细化 很多地方政府都制定了社会保障的操作规程，对程序进行更为细化的规定。
[15]参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国发【2012】45号)。自上而下的目标设定多半与社会保障政策执行目标相关，而在自下而上的执行模式中，社会保障政策执行可能表现为各种具体规范的调整、实际的权限行使，夹杂着大量的裁量特性，同时也可能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适应当地政治环境等目标而运作。
然而，基于裁量和规则的嵌合，非正式程序也时常会与正式程序交织在一起。总之，针对上述共享、公平、和谐之核心立法目标，恰当的福利分配程序是社会保障立法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律装置。
三是满足特定社会群体的物质需求。[34]而我国的社会保障程序当下则处在一个金字塔结构之中，层层审核、监督，使得社会保障执行程序的设计更多的集中在如何确定符合资格的领受者这一目标之上。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相应的社会救助管理工作。故此，确立社会保障政策执行的总体目标，依然是富有意义的。例如，公平竞争、网络市场监管、中医药监管等领域。这些模糊的法律定位都会在实践中引发诸多法律问题。
[13]参见《成都市查处骗取社会保险基金规定》(成都市人民政府令第180号)。……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及时增发、减发或者停发最低生活保障金。
由此可见，物质帮助权的确保是社会保障政策执行的目标之一。这样的定位或可为统合上述矛盾提供一种可能的进路，即通过程序来实现公民富有尊严的生活，这也应当是未来我国社会保障政策执行程序之目标。
[9]自上而下模型强调以政策制定者为出发点，关注政策执行官员的行为、目标群体的行为与上级权威所制定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相一致。(三)非正式程序的倚赖 一般而言，正式程序看起来总是能更好的保障个人权利。